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助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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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金融话语权上与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称，部分原因即由于我国缺乏像伦敦和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报纸原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助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但主要问题在于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十三五”期间，应着力于创新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服务实体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其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处在由内向外的开放创新期、由扩大规模到注重质量的结构转型期，以及由集聚资源到提升功能的发展升级期。“十三五”时期是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性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的4年时间内，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经济金融改革的加速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抓住当前经济下行期国家加快推进改革的战略机遇，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加快推进改革试点和制度创新，服务国家经济和金融改革大局，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效金融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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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及要上海发挥“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认为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要使命”。上海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互联互通环节的关键枢纽，也是国家的战略基点。20世纪90年代浦东改革开放带动了长三角的发展，目前上海已到了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阶段。着力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制度试验推广龙头。将上海自贸区的可复制可推广制度率先向长江流域转移和推广，串通中东西形成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江海航运龙头。加快长江航运的“四个标准化”建设，推动江海直达运输，推动内河船舶直达洋山港，带动长江航运发展。三是开放经济龙头。上海通过提高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打开海洋贸易市场与大陆经济市场，带动形成对内对外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创新与投资龙头。上海最具条件集聚国内外的人才、资金、信息，通过“一带一路”向长江经济带和全国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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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创中心建设及科技金融的深化发展
中央将上海定位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需要金融更多地支持科技创新。科创中心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如何配置资源、金融机构的业务如何与科创中心衔接。在科创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会提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业务，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科创主要依靠风险投资。为此，中央政府各部门应对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加大支持力度，创新驱动，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大都市之路。
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联动，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资源优势，有助于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提供资本支持和金融创新服务。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也会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机构集聚水平，推进投贷联动、融资担保等金融产品创新，促进科技金融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
助推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破解全球化困境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通过开发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互联互通，从而提高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从现在到2030年，亚太地区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未来10年，亚洲每年需要投资1.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维持增长。据估计，未来“一带一路”长期累计的投资将达4万亿至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的重要构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充分发挥在机构、产品、人才、信用和风险管理上的综合平台优势，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支撑体系。
一是通过大项目、贸易（货贸及服贸）推动，借鉴美国、日本经验做法，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引入境外长期资金，增进中资机构在海外的放贷能力。
二是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为海外投融资提供便利。
三是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消化过剩产能提供资金支持。
四是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未来几年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时期。上海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鼓励经贸伙伴使用人民币，在全球扩大布点，形成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网络。扩大推出与人民币直接交易货币种类，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枢纽建设，发挥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一传手”角色。发挥新加坡、悉尼、首尔、台北、伦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二传手”作用，在海外形成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体系，为央行汇率政策提供参照。
五是做大亚洲债券市场，完善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发挥中央银行主导作用，利用东道国现有银行体系，包括信用卡和互联网等手段，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广泛流通。建立强大的开放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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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民币全球定价、交易、清算中心，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确立及欧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是纽约、伦敦、新加坡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人民币加入SDR后，国家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以实现资本项目的更大程度开放以及利率、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加大资本项目可兑换力度，提高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的使用程度。为境内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便利，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市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即是发展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上海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在人民币国际化机制、产品、组织发展上持续推进有效创新，打造人民币全球定价、交易、清算中心。同时，上海人民币多功能中心的形成，将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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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要做好“三个对标”，即：一要对标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二要对标国家战略和金融改革开放总体部署，响应“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支持“长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加强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三要对标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加强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加快形成更加开放高效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市场配置境内外资源的能力。
在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还应结合上海自贸区建设，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不断推进上海人民币在岸金融市场建设，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在上海上线运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满足亚洲、大洋洲和欧洲等时区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中的份额和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现有功能，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随着自贸区内人民币资金池不断发展和壮大，鼓励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畅通离岸人民币回流渠道，形成上海在岸人民币中心与离岸人民币中心联动协调机制。
助推国家金融安全和风险防控体系构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握住了发展大势。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
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国内金融潜在的风险点仍然不少，如中国的M2/GDP比率偏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等。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如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有效预防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一是协调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加债券交易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形成平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外汇市场参与机构类型，拓宽市场深度和广度，适度扩大人民币兑主要货币汇率浮动区间，使汇率更有弹性。推出外汇平准基金，平抑市场异常波动。有序推进境内人民币利率、汇率与境外利率、汇率的接轨，适当扩大债券市场参与主体范围。考虑吸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上海银行间市场。
二是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管，适时开征金融交易税，增加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成本，抑制短期资本跨境频繁流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健全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做好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防患于未然。
三是在上海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控制汇率风险提供保证。
四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上海自贸区要建成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要发挥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效果，探索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建立适应自贸区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的金融监管机制。在监管对象上，可从对金融机构与高管等监管转到以金融业务监管为主；在监管执行上，可发挥市场纪律和行业自律的监管功能。
五是完善信用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标准和信用评级体系，培养和吸引国际化的高端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积极发展信用中介体系，推动征信机构多元化发展，扩大金融信用中介服务范围。建立健全配套法律体系，完善信用环境，提高金融业的整体风险管理水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5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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